1。死刑复核程序下放的危险。从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规定上看，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都规定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后来，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3月和1981年6月分别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及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
  后又在1983年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得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对杀人、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的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随后据此进行了授权。1990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又授权6省市高级法院对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权。笔者认为，首先，死刑复核权下放造成部分案件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重叠。
  对于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如果被告人上诉或检察院抗诉，高级人民法院就会担当二审和复核的双重身份，一般都是由同一审判委员会决定。这就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走过场。其次，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会因为各地实际情况的千差万别、审判人员素质的高低参差，而导致各地死刑标准的不一，有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
  

2。死刑复核的范围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这里所指“死刑”根据下文，应是指“死刑立即执行”，(其后第二百零一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但是因为立法技术的瑕疵，这样的表述并不明确，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而且，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由谁核准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规定。

3。死刑复核程序诉讼构造的缺失。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时要求公诉机关派员和辩护人参加以及如何进行复核的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只是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或者核准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中，必须提审被告人”，案件应当全面审查六项内容。案件全面审查后，合议庭应当评议并写出复核审理报告。司法实践中，合议庭对报请的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或者核准，均是采用一案一书面审，不通知公诉机关派员参加和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
  因而主审法官听不到控方和辩护人的意见，仅由合议庭凭书面审后进行合议，写出复核审理报告。笔者认为，只有控、辩、审三方各自行使诉讼权利参与到程序中来，使检察官有力地指控、追诉犯罪，被告人、辩护人充分地发表辩护意见和提供证据，法官公正地履行职责，才能够共同推进程序的运转，实现设置程序的目的与诉讼公正。
  然而，在现行死刑复核程序中，脱离了辩护方和控诉方的参与，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既破坏了诉讼的完整构造，又不利于死刑裁判为被告人和社会所信服、接受，使死刑裁判权威性难以树立，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

4。死刑复核的审理期限没有规定。
  
  由于在死刑复核程序审理期限上，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致使一些案件久拖不决，既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不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同时，对于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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